林毅夫醫師「台灣人性格的形成」專題演講 阿賢

達拉斯台灣同鄉會分會於五月七日週六下午兩點半，邀請目前在俄亥俄州擔任精神科醫師的林毅夫醫師，以「台灣人性格的形成」為題，從精神醫學的角度，對台灣人性格的形成作心理分析。

林醫師根據他從專業角度的觀察，台灣人普遍顯現出「斯德哥爾摩症狀群(Stockholm Syndrom)」自虐患者的症狀。林醫師先為大家介紹斯德哥爾摩症狀群(Stockholm Syndrom)」自虐患者的症狀，此症狀名稱源於描寫1973年發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件銀行搶劫案中，被擒為人質的受害者的心態變化。這四位人質被兩個歹徒禁制在銀行內與瑞典警察對立，在四天半的時間內卻變成兩個歹徒的同情者，不但譴責瑞典警察不應逮捕這兩個歹徒，而且事後又替這兩個歹徒捐錢辯護。這種被虐待者認同施虐者的病理心態，也常見於被虐待的妻子中看到。這種敵我不清、不合邏輯的狀況，是因為被虐待者在生命受威脅、一切生活所需必須依靠施虐者供給、資訊隔絕(所有資訊由施虐者提供)的情形下，因行為被施虐者認為「正確」時有可得到施虐者的小恩惠，而產生的症狀。這種現象也可見於1975年的Patty Hearst事件，Patty Hearst被綁架後，最後自己也加入綁架她的集團，而成為搶匪的一分子。2002年發生在Salt Lake City的Elizabeth Smart事件也一樣，當Elizabeth Smart被發現時，還否認自己是Elizabeth Smart。

林醫師指出這種「斯德哥爾摩症狀群」或「後創傷症候群」的症狀，也可見於目前的台灣人性格。林醫師指出「斯德哥爾摩症狀群」的發生有三個要件，他並以這三要件在斯德哥爾摩事件(以下簡稱斯案)與台灣境況，所扮演的腳色比較分析。此三要件分訹如下:

I. 加害者與受害者，雙方力量懸殊，一方受到虐待、恐嚇，在驚恐中度日。在斯案中，搶匪帶槍、炸藥入銀行，搶匪與人質的關係為強制關係。搶匪將炸藥綁在人質腳上，將人質頸子綁在櫥櫃上，受害者軟弱無力，搶匪以此來恐嚇虐待人質，讓人質產生恐懼感。台灣人在戰後因MacArthur將台灣讓蔣介石託管，此為半強制關係，經歷228事件，蔣政權以槍管子對抗赤手空拳的台灣人，使台灣人與蔣政權關係變成強制關係。再以白色統治來恐嚇台灣人，讓台灣人產生恐懼感。

II. 受害者與外界沒有接觸。在斯案中，人質在銀行內完全不知道瑞典警察如何佈置、計劃搶救人質，受害者只有在匪徒允許下與家人、瑞典首相通過電話。蔣政權統治初期，嚴格管控資訊，政府過濾外國消息，台灣人只能得到統治者允許的資訊。

III. 受害者斷續受加害者的恩惠。在斯案中，人質晚上冷得發抖，匪徒以夾克裹人質，人質因而感謝其仁慈。當警方拒絕提供食物時，匪徒以梨與人質分食，人質忘記匪徒的本質。台灣有些個人受國民黨提拔、愛顧，覺得國民黨也不壞，當台灣生活進步，教育普及，台籍低級公教人員受益時，台灣人感恩國民黨而忘記國民黨政權的本質。

由以上分析，可看出台灣人具備「斯德哥爾摩症狀群」發生的三個要件。接下來林醫師以斯案中受害者扁現出來的「斯德哥爾摩症狀群」對比台灣人的性格，斯德哥爾摩症狀可見於下列特徵 :

I. 依附心態。在斯案中，人質與匪徒友好，人質要求與匪徒一同離開，當人質做惡夢而驚醒時，匪徒安慰人質，人質因而牽匪徒的手，匪徒成了人質的精神力量的來源。台灣228事件遺留下來的寡婦，有些為生存而嫁給軍人，台灣人為自己前途而效忠黨國，還有台灣人拜媽祖，卻認為要由中國來的分身才靈。

II. 接受被安排的角色。在斯案中，匪徒威脅要槍擊人質，但最後沒殺人質，匪徒告訴人質如警察用gas時，人腦會受損而變憨，到時匪徒將殺人質，以免他們變成廢人，人質因此接受受擺佈的角色，而認為匪徒是仁慈的。在台灣高雄有一戶228受難者，六個兒女都很有成就，他們不但沒有痛恨國民黨殺害其父，反而感謝國民黨政府留其母之命，來栽培他們，一般台灣人認為戒嚴法對好人（不反對或批評政府者）沒有影響，而接受中國強制觀念，因而認為台灣意識＝地方意識＝分裂族群。

III. 信奉匪徒灌輸的信念。匪徒告訴人質如警察用gas時，人腦會受損而變憨，人質相信其說法，當警察拒絕供應食物時，匪徒告訴人質警察準備殺所有的人，人質相信。台灣存在中國情結，台灣人相信台灣自古屬於中國，三民主義經濟統一中國，可幫助中國提昇民主經濟，因此要將台灣經濟輸入中國（大膽西進），而產生一窩蜂的中國投資熱。另一方面，台灣人相信不參加社團就不會被利用，只要保持現狀走中間路線就會安全。

IV. 敵我不清、是非顛倒。在斯案中，人質敵視拯救者，認為歹徒會保護他們，反將警察看做敵人。一般台灣人鄙視反對政府者與受難者，認為他們是麻煩製造者。普遍相信維持ROC現狀，才可保護台灣，台灣獨立就會滅亡，將正名、制憲、國防軍購都認為會刺激中國、製造麻煩。

V. 利益交換、打擊自己取悅對方。在斯案中，女人質允許匪徒對其毛手毛腳，人為如此可改變匪徒計劃。蔣政權時代的軍購樂捐，台灣的醫生與商人，為了怕被查稅，只好乖乖樂捐，其他例子包括戴國煇、陳映真的反鄉土文學，高資敏、高明見等提議應嚴辦美麗島事件關係人物，都是打擊自己取悅對方的明證。

VI. 誇大自由的代價。在斯案中，人質相信警察無法救助，進攻時人質會被殺，因此邀求與匪徒一同離去，以依順強徒為求生之道。台灣在過去無法獨立，因為國民黨政府強勢，現在卻是台灣人相信正名、立憲會引起中國侵略與美國反對。

VII. 不願脫離依附者。在斯案中，有兩個人質被匪徒允許到外面的廁所，躲在附近的警察小聲問人質人數，一人以手勢回答，卻感到罪惡感。另一人明知是最佳逃走機會，卻放棄，因其覺得逃走會對不起所有的人。在台灣，泛藍罵李登輝背祖（背叛國民黨），因為李曾被國民黨培養。另有在美同鄉，會參加同鄉會，但不願捐助台灣運動，因自認受國民黨培養（畢業自國防醫學院），認為不能背叛國民黨。

由以上分析，可看出台灣人有明顯的「斯德哥爾摩症狀群」，亦即受虐性格。你我都俱有受虐性格，只是程度深淺之分罷了。斯德哥爾摩症狀的糾正，需要長時間配合正確的教育，希望政權轉移後的政府能開始著手教育改革，以免我們的世世代代子孫都具有受虐性格。